强烈之痕迹 格非：人面桃花——种桃道士归何处

人面桃花——种桃的道士去哪儿了？ 人面桃花，红得不一样

清末，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各地成立民间革命组织，小规模起义频繁发生，普济就是其中之一。 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团体经常秘密聚集在普济这个神秘的大院里。 革命党员张继元以金蝉为信物，联系全国各地的同仁。 但后来遭到汉奸出卖，遭到清政府追捕。 他的尸体在普济市的一条河中被发现。 革命组织因此四散流亡。 秀米回到普济后，无意中在张继元的日记里看到了这一切，这是一个关于革命者理想的故事。 此后，他决心继承张继元的遗志，变卖财产，在普济开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和所有进步人士一样，秀米有着坚定的信念，也有将其贯彻到底的勇气和毅力。 敢想敢为是那个时代所有仁人志士共同的行为作风。 可以说那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时代，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在发生巨变的时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敢为天下先的人，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卢侃做到了，张纪元做到了，卢修米做到了，后来跟随他们的人也做到了。 当大家都以为秀米疯了的时候，其实恰恰相反，别人生病了。 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服从清朝的路已经到了尽头。 它病得很厉害，一听说清军来了，立刻就散了。 革命先行者始终不被所有人所理解。 什么是革命，为什么革命。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理解的疑问。 后来学校被废，秀米被捕。 开始的时候是多么的热烈，结局是多么的悲惨。 先驱们从来没有机会意识到，即使革命成功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几乎比革命本身还要复杂，而不仅仅是他们心中的普遍统一。 在这里，格非第一次宣判了乌托邦的死刑。 其实这并不是一句话，因为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就像秀米再次坐船回到花家社时一样，她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几乎和第一次一样。 她这才明白，一切不过是轮回，历史宿命论的悲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那天船行驶了一夜，秀米一直昏昏欲睡。 后来她回忆起，在强盗的小屋里，他们隐隐约约地跨过了一条长长的芦苇河。 七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发出互相摩擦的声音。 小屋外有一点灯光，秀米经过一夜的旅行，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直到她被送到了一个开满桃花的湖心岛上。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暗示：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天堂。 然而格非又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那就是在如此神秘迷人的天堂里，秀米的童贞被强行夺走了。 王观城的故事再次将一座活生生的桃花源摆在秀米面前。 王观城的如梦非梦的情节堪称神来之笔。 他告诉秀米：“我知道你和我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你注定要继承我的事业。” 这也是秀米思维转变的开始。 房屋晚上不关门，邻居和睦相处，共享公共生活。 这些只存在于理想中的生活场景，在花家社得到了真实的展现。 然而这一切美好立刻就被叛徒挑拨，一日毁于一旦。 人性的弱点在花家社的一系列变化中暴露无遗。 人非圣人，都有自私的动机。 大同的世界也是如此。 格非总是先构建一个极其美丽的幻境，然后再亲手将其粉碎。 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暗示告诉秀米，任何乌托邦理想最终都会失败，顽固的挑战只会伤害自己。 除了激烈的冲突之外，乌托邦的悲剧更直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久久唏嘘。 现实就像一个大梦。 深秋的午夜，秀米在船上看到的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什么也没有变。

山水入梦——断山河，风飘柳，人生经历漂入梦

时间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 整个中华大地笼罩在三​​面红旗的光芒之中。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这些过于理想化的词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作为一个县长，谭功达当然是带头的。 建设水利，开发新能源，连接千家万户。 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他对自己理想口号的坚定执行，但同时我们又可以感到一丝悲伤。 身处政治漩涡的谭公达天真地认为，只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就会得到认可和赞扬。 他多次尝试按照自己理想中的天堂来改造现实世界。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让他沮丧。 和上一部中的秀米一样，格非试图让谭公达陷入各种矛盾之中，聚焦于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现实中的人民公社与他心目中的乌托邦相去甚远。 副县长白廷玉显然比谭公达看清楚这一切，于是他联合大家，试图拔除谭公达这颗不相容的“钉子”。 普济的人民公社化没有取得进展，这与谭公达的唯心主义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对人民公社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拒绝用千篇一律的政治改造。 他经常尝试思考公社制度的种种弊端。 不幸的是，在那些日子里，这些是不需要的。 需要的是像白廷玉这样能够严格执行上级意图的干部。 这里的谭公达显然体现了格非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探索。 历史只是可笑的轮回。 格非让这个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母亲秀米的孩子，偷偷继承了母亲的遗产，就像秀米继承了父亲陆侃一样。这种延续三代的桃花源理想，有着惊人的能量，历久弥新。跨越时间和空间。

后来，命运将谭公达带到了与母亲相连的地方，他们终于在不同的时空相遇了。 花家社人民公社是全国干部群众参观学习的知名模范公社，谭某就是其中之一。 熟悉的场景再次映入眼帘：风雨长廊连接着家家户户，家家户户都有着同样的鲜花，互相帮助的乡亲邻里夜里做着同样的美梦，这样的人民公社早已建立在谭公达家。 我在心里重复了几千遍。 他带着极大的喜悦和好奇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生活。 但在这完美的外表下强烈之痕迹，谭功达渐渐起了疑心。 起初是因为公社里的人都表情呆滞，就像提线木偶一样。 这里格非为后来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谭住在花家社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来自前办公室秘书姚佩佩的信，姚佩佩在信中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 谭公达只能暗暗担心，却又无法离开。 故事的最后，一切谜团逐渐揭开。 花家社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 这位花家社人民公社的创始人给整部小说带来了终极思考。 作为人民公社的实践者，郭从年的花家社公社在建设和经营上似乎比谭公达的公社更成功。 什么是完美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 郭从年告诉谭维维。 当我听说为了公社的安全，所有外面来的信件都会提前拆开检查，确保安全后才送到收件人手中。 那些被发现对公社有危险的人，将被毫不留情地送进监狱，进行改造等。只有牺牲个人意志，才能维护集体的繁荣。 这时，谭功达才姗姗来迟地明白了看似成功的花家社公社背后的运作规则。 这种成功是他理想中的完美公社吗？ 谭功达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 通过精心策划，格非让谭自己一步步接近谜题的答案。 也许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人自由结合，到处都是永恒的紫云英。

江南春尽——时光吹走了江南的绿意。 何时才能重逢，回忆往事？

20世纪90年代，祖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离开荒唐时代，进入现代生活。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人们的需求更加物质化。 社会规则日益完善，每个人都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没有了革命时代的理想，物质性就取代了精神性，高于一切。 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个性化、生活化。 故事从庞家玉和谭端午的一个戏剧性的夜晚开始，然后时间拉到一年零六个月后，家玉和谭端武结婚了。 庞佳玉从一个涉世未深的无知女孩，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高收入的职业律师。 她过去想象的物质需求已经逐渐实现，但她却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幸福和满足。 此后，她开始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寄托在去西藏抚慰心灵上。 对于嘉鱼来说，西藏成为了一种有意向的象征，成为了现代白领女性的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梦想。 然而，不幸的命运却发生了。 直到最后一天，端午在整理家玉的物品时，才发现了她离家出走后随身携带的两本书，《海子诗选》和《西藏生死书》。 或许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 另一方面，谭端午被格非塑造成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诗人，后来却成为合浦市地方志馆的一名普通办事员，一事无成。 理想破灭后，端午隐藏在历史之中，不肯再出来。 他无法面对现代社会的物欲对他内心的冲击。 在随后的故事中，谭端午一直拿着《新五朝史》读到小说的结尾，甚至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绝望中总有一线希望，而那种感觉远比绝望本身更折磨人。 对此，端午节没有嘉鱼那么清醒，在当代社会的妥协也不够彻底。 故事结束后，段五开始写小说。 也许文学是他的乌托邦，但他已经不再有写诗时的远大志向了。 更像是一种自我麻痹。 端午的好朋友陈守仁在郊区的河边安了家，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院子改造成理想中的“呼啸山庄”。 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强烈的逃离世俗的感觉。 涉足黑道的守仁表面上似乎拥有无限的荣华富贵​​，但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压力和痛苦，于是《呼啸山庄》就成了他逃避现实、缓解压力的地方。 。 然而，这仅仅一部《桃花源记》没能救赎陈守仁，他的死最终标志着现实对理想的入侵和胜利。 端午的哥哥杨元庆与合伙人投资了合浦市最大的精神病院，没想到他却成为了医院的第一位病人。 杨元庆以超前的远见为自己建造了这座奇特的“桃花源”。 格非用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来表达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可能需要的乌托邦应该是什么样子。 故事中每个人的幻想，可以称为理想主义，也可以称为妄想。 他们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 格非对乌托邦的拆解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高潮。 时代发展到今天，乌托邦的内涵早已与以往不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人们更远。

随着全国诗歌研讨会的召开，谈端午再次回到花家社，出现在前两部作品中。 如今已成为新开发的旅游胜地和人们的消费天堂。 原来的村庄早已消失，湖心岛已改造成五星级酒店。 如今的花家社是一个堕落的乌托邦，一个金钱世界的乌托邦。 对于王观城、郭从年的乌托邦，我们早已陌生。 当人们在花家社吃喝玩乐的时候，长眠地下的拓荒者、拓荒者们会怎么想？ 时代在前进，我们却离乌托邦越来越远。 也许这一切，就像嘉玉遗书中的那句“我爱你”一样，永远不会实现。

结论

格非在这部三部曲的创作中其实还是带有浓厚的前卫痕迹的。 与他早期的小说相比，它仍然继承了叙事探索，类似“迷宫”式的悬念，环环相扣的情节联系。 它总是让读者保持阅读的兴趣，想要拨开迷雾，揭开答案。 这样的笔触和书写方式都是格非的创作实验。 小说中，格非还带领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关于中国一百年的乌托邦，虽然实验的结果早已预料到。

乌托邦源自希腊语，有两个含义。 其中之一代表了那些理想的社会和不可能出现的事物。 其次，常用来表示“好地方”。 一语双关，看似矛盾。 但可以理解为：“好地方”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这一强烈的暗示凸显了小说的主题。 格非出生于1964年，他经历了中国巨变的时代，受到了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 他和一大批和他一起成长的作家一样。 他们都经历过信仰和价值观的崩溃，反思成为他们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主题。 在读三部曲的同时，我开始思考社会，从社会的发展、组织形态到我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定位。 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悲观的情绪和观点，就像这三部曲中的一些情绪一样。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形成了以悲观主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体系，我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 当然，这距离现在正能量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