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人：颜值巅峰与命运沉浮，重文轻武国策下的无奈与堕落

“士兵选拔”堪比“选美”：军人颜值巅峰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军容PK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宋朝士兵会脱颖而出，因为宋朝自开国以来就把士兵的体形作为选拔士兵的重要依据。据《宋史·兵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亲自在军队中挑选一些士兵，称为“兵马”，然后派他们到各地征兵，以此为依据。后来改用木棍测量士兵的身高，称为“登章制”，士兵根据身高不同，进行等级划分，然后分配到相应的部队。北宋禁军分为上、中、下三个军，“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四个军为上军，统称“上四军”，级别最高，棍杖标准最高，俸禄也最多。棍杖的标准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宋真宗祥符年间（1008年—1016年），“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为五等”，即把身高1.7米至1.8米分为五级。

南宋守墓武士浮雕

身材好意味着体格好，这是基本逻辑，但到了具体任务上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以弓箭手为例，宋仁宗年间，龙卫、神卫统领要求弓1.5石，也就是臂力88.8公斤；御龙使、御龙骨朵子使、东西班甲侍卫等要求1.4石；东西班甲侍卫、持日使、杖使、天武使、龙卫、神卫等要求1.3石；杖使、龙卫、骑马侍卫等要求1.2石。我们熟知的岳飞“生来神通广大，未加冕，能拉弓三百斤”。 不到20岁，他就能轻松拉开187.5公斤的弓。

《士林广记》记载的“射箭通法”

不符合禁卫军标准的士兵，则被编入翼军，担任杂役，如负责筑城的“庄城军”，负责制造兵器的“左原军”，负责修路架桥的“桥道军”，负责修船的“船房军”，负责后勤运输的“壮发军”，负责河道治理的“河清军”。不过，也有从翼军中选拔禁卫军的例子，如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凡应征翼军，凡身高五尺七寸（1.77米以上）者，皆入宫试任禁卫军”。即使是禁卫军，如果表现不好，也会被贬为翼军。 据《嘉泰会稽志》载：“禁卫军若有懈怠，贬为翼军，谓之落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年间曾规定，开封府及京东、京西二路禁卫军“练骑不成，贬为步兵，再不成，贬为翼军。”

千里漕运、十里营垒：帝国军队塑造的都城

北宋初年，宋太祖吸取唐末割据政权的教训，“安营扎寨，守城”，把天下军队都聚集到京城东京。据《宋史·兵书》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年）禁军人数为19.3万人，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禁军人数为35.8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禁军人数为43.2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禁军人数最高峰达82.6万人。由于冗余军队过多，此后军队不断削减，一直维持在60万人左右的规模。 禁卫军除了镇守京城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驻守边郡。从宋太祖到宋神宗，都采取“驻防法”，禁卫军驻守京城和外郡，每三年定期轮换。同时，朝廷还将所有禁卫军的家属留在京城，以防叛乱，即便是带兵大将的禁卫军也不例外。王恭《随守杂录》记载，将军潘美每次带兵出征，“都留下妻子，只带几个妾御龙在天弓箭手骑什么马，若有儿女，便将妾儿女送回宗室，仍奏请陛下特加照顾”。

据《文献通考》记载，“民自招为兵，其妻房皆托于军营，名录入官籍。”只要当兵，其家属也必须随其住军营，所以禁卫军及其家属占了东京城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王曾禹在《宋代军制初探》中推算，宋仁宗年间禁卫军总数约十七万至十八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则称，“住军营一兵所费，可供三名驻军”，即禁卫军及其家属的开支相当于三名单兵的开支。 结合宋代官方对儿童与成人1：2的配给比例，东京城内禁卫军及其家属总计约有70万人。《文献通考》记载，士兵家属“行不得商，住不得耕，食仰官府”，也就是说，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无法自给自足，完全依赖朝廷供给。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人日食一升，小儿日食半升”的记载，70万人口每年需消耗粮食约400万石。但根据《宋会要》记载，中原农业生产直到宋徽宗崇宁年间才恢复，于是运河系统发达的汴梁便成了宋朝统治者的最终选择。

北宋东京城的运河体系

东京城的运河水系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组成。除金水河主要作为城内水源外，其余三条运河也兼有漕运功能。其中五丈河通齐、鲁，蔡河通陈、颍、徐、蔡、广、寿等州，最重要的汴河通江苏、浙江。《宋史·河渠志》记载：“每年运米数以百万计，往江、淮、湖、浙，东南所产不计其数。又自西山运柴炭至京师，以赈河北急。内外皆赖之。” 除少数年份外，北宋每年漕运量都维持在600万石，其中400万石供给禁军及其家属，另200万石供给东京城内的翼军和工匠以及国家的战略储备，并与商人直营的粮食一起供给东京城内的普通百姓。除粮食外，其他重要物资也通过运河的经济和便捷，从全国各地运往东京。

除了粮食，数十万人的住房也是一大难题，不过好在后周世宗留给宋朝的是一座崭新的城池。据五代《城池志》记载，后周世宗在位时，“京师旧制未复，各卫军营多狭，数百衙署无处容……宜命有关部门，于京师四面筑罗城，先立标示……标示中，官吏将各部军营、街道、仓库、衙署等，画定，工成后，方准百姓修筑。”唐代汴州城曾大规模规划重建。后来，直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东京城再未扩建。 据《宋会要》记载：“宋朝在京师设置禁军，在内则严密守卫，出外则戍守边疆，故选择各处高地（排水良好的高地），相对而立营。”城内较高的地方，军营相通。宋太宗统一全国后，南唐、吴越、北汉投降的士兵以及从地方选拔的士兵，都调往东京城。禁军数量剧增，内外城已无空余，便在城外设立了一些军营。

治安、消防、防疫：禁卫军把守的京城

为了管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特别是禁军及其家属，宋初统治者设立了综合性的城市管理机构“乡”，由禁军武官掌管乡事。“乡”始于五代，各政权驻扎城中时，以“乡”为单位，划分不同的防区。后来，宋朝继承了五代制度，以“乡”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形成了“乡—坊”两级城市管理结构。 据《宋会要记稿》载，宋太宗开元元年（995年），“皇帝下令更改京城内外坊名。旧城（即内城）左翼一坊二十坊，二厢一坊十六坊，右翼一坊八坊，二厢一坊二坊；新城（即外城）东翼九坊，西翼二十六坊，南翼二十坊，北翼二十坊”。后来，由于人口剧增，在新城外又设立了京东三厢，京西三厢，京北二厢，京南厢。

北宋东京城的分布

除东京外，全国各大城市如并州、钱塘、温州等均设有乡。南宋以后，更多的城市设立了乡。乡是城市的综合管理机构，只有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才会设立。需要注意的是，乡是由禁军管理的，与乡军没有直接的关系。

宋代翼城分布

“厢”承担着许多社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持城内治安和灭火。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五年二月，府中说左右两翼关押犯人多，牢狱狭隘。”又如《宋会要纪稿》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皇帝下令，京城百姓家中若有失火，须待京城巡抚到后方能灭火，致使房屋白白烧毁。开封府首受诏：今后若有失火，探火兵报知巡抚，及时灭火。若京城巡抚未到，则由厢翼巡抚先行灭火。” 京城巡抚是翼巡抚的上级，发生火灾后，必须等京城巡抚到场下达命令后才能开始灭火，耽误了最佳救援时间。所以后来规定，翼巡抚可以择机先行灭火。在东京城内，每个翼都会有很多派出机构——军巡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巷每隔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驻有五名士兵，夜间巡逻处理公务；又有高处砖砌的瞭望楼，上有一人望风，下有数间官舍，驻有百余名士兵和官吏。” 此外，厢官还负责发放社会救济、防治公共疫病、协助管理水利、维持科举秩序、查办假冒伪劣商品、调查户籍人口等公共事务。

为了处理如此大量的公共事务，各翼除了禁卫军之外，还设有所由、乡典、解字、行官、庶守等文职。“所由”负责处理房契、税契等票据，以及过往商人的官职辩护事宜；“乡典”负责引用和解释诉讼相关的法律条文；“解字”负责维持街道秩序和测量土地边界；“行官”负责监管各行各业的店铺；“庶守”负责处理一些杂务。由于文职事务繁多，武官并不擅长处理。因此，天禧四年（1020年），朝廷开始将左右军翼划分为推官和盘官（推官处理诉讼，盘官掌管文书事务），加强了文官对翼务的管理。

神弓神弩，兵器科技发达：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在宋仁宗年间成书的《武经总要》中，首次出现了“火药”的记载，标志着宋代进入了热兵器与冷兵器并存的时代。不过，当时的热兵器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杀伤力还无法与冷兵器相抗衡。因此，冷兵器在宋代战场上依然是主角，可以说那是冷兵器的最后一个巅峰时代。

宋代兵器制作主要通过官府作坊进行。北宋兵器作坊根据供应对象的不同，分为内廷和外廷两大体系。内廷的刀局、马鞍局、御命局等，都是从外廷作坊中挑选出来的工匠，他们制作的兵器除了供应朝廷、赏赐大臣外，还作为法定兵器样式下发给外廷。外廷主要负责北京城内及各路驻军的兵器制造。 其中东西作坊“制兵器、兵器、旗、油衣、藤漆、各种器皿”，东西广北专门制造火药、火器，弓弩院“制弓弩、铠甲、器械、旗、刀剑、御马镫”，弓弩制箭院“制长箭、弩箭”。北宋初期，东西作坊士兵和工匠共计7931人，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减少，一直维持在5000人左右。万全作坊有近4000人，弩所、弩箭制箭所也有1000余人。

宋朝由于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去了北方最好的马场，所以在骑兵数量和质量上无法与辽军抗衡。对于机动性极强的骑兵来说，弓箭手是压制他们的最佳手段。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宋弩的性能较之唐弩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装填速度大大提高，在距离敌人五尺（1.5米）的地方仍能射出，而且出现了各种多人弩，大大扩展了弩的射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神笔弓和床弩。

神鼻弓发明于宋神宗年间。据《宋史》记载，宋神宗见神鼻弓“射二百四十余步（注：1步=1.536米），入榆木半杆”，即在三百七十余米的距离上，能射入极硬的榆木，当时就“阅之喜欢”。从此，“神鼻弓开始使用，其他兵器不能与之相比”。《玉海》也记载宋徽宗称赞神鼻弓“射远攻寨，势不可挡”。神鼻弓自问世以来，战功赫赫。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城，当时兵部侍郎李纲率军民，用神鼻弓和床弩，阻挡金军的入侵。 就连金军将领金兀术，也十分忌惮神鼻弓的威力。正因如此，宋军对于这件神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一等步军弓弩手”才有资格“兼练神鼻弓”；而损坏或丢失神鼻弓则会受到流放等严厉惩罚。

床弩之一，“配七十人，射一枪三剑，射程三百步”

床弩是宋军另一项有力武器。与只需一人操作的神弩不同，床弩往往需要数人配合。《武经总要》记载的床弩共有七种，最多的甚至需要七十人同时操作。因此，宋代学者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评论道：“斗子、床子等弩虽最强，但需人多，可用以防卫，不能用于战斗。”通常大型床弩用于守城。东京之战时，金兵攻城，三弓（床弩）弩“一箭穿三人”；小型床弩也随军使用。 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宋太宗设计的平戎万全阵，就记载着“各用战车一辆，兵士二十二人……六人操作两张床弩”，只需要三人操作即可。

荒淫腐败：北宋被兵家灭亡

宋朝过亿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国家不缺强兵和才华横溢的将领，也不缺新的军事技术发明。然而，自宋太祖开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国策，直接导致文官压制武将，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落入文官甚至宦官手中。宋朝皇帝希望有才华的武将专心享乐，这必然导致军队从上到下腐败不堪。

在朝廷的默许下，宋朝武将过着地主般的生活。宋太祖“以酒一杯放兵权”时，曾劝告石守信等开国将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择地良宅置之，立业为子孙。”于是石守信后来“一心聚财，积聚了巨额财富”。上官荣在《友人谈》中谈及另一位开国功臣弥信，感叹他“外治田地，内修房屋，日进月进，皆有千贯钱余”。 南宋初年，据《宋史要》和《宋会要集》记载，军事将领张俊“收租米六十万石（年），相当于当时最富的绍兴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张俊死后，其子孙将淮东路真州、盱眙一带土地捐献给朝廷，共三万七千余亩。主战派韩世忠也“授田自留良田，年产谷数万石”。

宋代武将除了收租之外，还经营酒肆等商业，甚至用兵做私活。如《诏清献公记》记载，宋神宗年间，陕西禁卫军“其中尚有工匠、乐工、绣工、书画、匠人，数百名，多为将领及其部下，多五七百人，多则千余人”。此外，武将还以虚报额度的方式吃空饷。据《宋会要》记载：“有名而无人，谓之空证；有人而无真人，谓之虚名。或由军中将领或军校学生，趁其衣食，私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和平的一百多年里，禁卫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宋末年金兵围攻东京城时，东京禁卫军原本有二十万，而实际上只有三万。这些“假证”和“假名”造成的军费开支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宰相富弼不禁感叹：“自古以来，天下财富十之八九都用来养军，军队太多，财富太多了！”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禁卫军在巡捕房准备护送酒回营的情景

虽然宋代的高级将领军饷丰厚，可以取得土地，兼营其他生意，但大部分下级士兵的军饷仅够养家糊口，甚至养活自己。据《月泉集》记载：“其俸禄不足养活自己，若有妻儿，岂不冻饿？”因此下级士兵也做起小生意来维持生计。宋代学者苏舜钦曾这样形容他：“他随时出入，终日游走市井，卖身绣画，以谋生。衣着举止不像士兵，已成习惯，骄慢懒惰。”（《苏学士文集》）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兼营其他生意赚钱，然后付钱让人代为服兵役。 欧阳修在《原恶》中就指出了这一现象：“侍卫睡觉不自带被子，而请人代为。禁卫军不自带粮食，而请人代为。”可想而知当时军纪之松懈到何种程度，于是《清明上河图》中，城楼、城门都没有士兵把守，但在孙继正店旁的巡防店里，一堆酒桶后面却出现了三个裸体的禁卫军，他们应该是刚喝完酒，正准备把酒运回军营。

士兵让你成功，也让你失败

宋朝“重文轻武”的建国政策，开创了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消除了自唐朝以来军事对朝廷的实际威胁。北宋初期的卫所制度，将四面八方的兵士聚集在都城东京，这些兵士及其家属构成了东京城市发展的人口基础。为了供给庞大的人口，全国各地的物资通过运河系统汇集到东京，使东京的商品经济繁荣起来。为了管理数十万人口的城市，还建立了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制度。

然而，失去了声音，无法在战场上打出名堂的士兵，却沉沦在市井的虚荣中，军队内部的腐败令人震惊，大多数高级将领借助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绝大多数低级士兵要么成为高级将领的苦力，要么混迹于市井之中，军队每天忙着赚钱，军事训练却不是什么正经事。

百万禁军表面上威风凛凛，实际战斗力却被严重削弱。宋朝皇帝深知这一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迫不及待地与敌人议和，通过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纳贡来维持和平。长此以往，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即便将士们想要杀敌，也已经无力挽救宋朝这个国家了。